2022年成都创新金融研究院与国际金融中心与国际创新中心联合会、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在2022年服贸会联合举办全球主权财富基金论坛。
论坛以“为筑造可持续与包容性未来而投资”为宗旨，围绕全球主权财富基金资产配置、主权财富基金发展、新兴市场投资、气候减排投资与风险管理等前沿问题，邀请多家主权财富、资产管理和政策研究机构的重量级嘉宾出席，展开深入探讨。
下文为英格兰央行前行长默文金先生在“全球主权财富基金论坛”上的观点再现。
现阶段，国际紧张局势及其对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前所未有，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度不确定的世界。
西方的中央银行过于重视对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量化预测。当缺乏进行预测的必要信息时，经济学家需要做的是花更多时间研究当前的经济状况，而不是关注不现实的模型所做出的经济预测。
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度不确定的世界中，这种不确定性使得世界多地的投资减少，这反过来又抑制了生产力的增长。没有生产力的增长，就不可能有生活水平的提高。那么，我们今天应该做些什么来改善这种具有挑战性的、事实上相当严峻的情况呢？
我们即将面对两个重大问题——通货膨胀和在所有主要经济体中重新分配资源的需要。
通货膨胀：央行货币政策假设及影响分子再思考
通货膨胀。在工业化世界中，各国央行已经被突然回升的通胀率吓倒。美国的CPI通胀率目前为9.1%（第三季度，编者注）。美联储首选的通货膨胀措施，即所谓的核心PCE通货膨胀——经能源和食品价格调整的通货膨胀，现在已上升到30年来的最高水平。甚至在增长缓慢的欧元区，通货膨胀率也达到了8.6%的历史最高水平。然而，欧盟官方利率正好是零。世界各地，通货膨胀也是热议的话题。各国央行非常清楚，它们希望通胀率回落到2％的目标。但是，对于通胀率是否会回落到目标值或保持在目标值以上，显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几年来，各国央行一直在提供前瞻性指导，即在无限期的未来，利率或保持接近甚至低于零。这种政策的启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样的假设：通货膨胀是由对通货膨胀的预期驱动的，反过来意味着，中央银行也会驱动预期。换句话说，这个假设是——长期的通货膨胀是由官方的通货膨胀目标决定的。但是，一个令人满意的通货膨胀理论不会因为我们说通货膨胀会保持低水平，它就将保持低水平。一个令人满意的通胀理论必须解释一点：无论是直接通过量化宽松、中央银行印钞，还是间接通过利率的变化及其对银行系统提供的贷款的影响，这些因素在改变经济中的货币量时，它们是如何影响经济本身的。
在目前主导中央银行思维的模型中，通货膨胀被中央银行的反应函数所抑制，这保证了利率或量化宽松政策的设定将确保通货膨胀回落到目标值。但是，在一个极端不确定的世界里，当没有人知道经济的真正动态时，我们不能确保中央银行事实上会以一种与实现通胀目标一致的方式行事。央行们可能会犯错误。事实上，这正是过去两三年发生的事情。在这样的世界里，预期太脆弱了，无法使通胀稳定。通货膨胀反映的是过多货币追逐过少商品，这种旧的想法比仅仅由预期驱动的观点更有意义，特别是在过去的两年里更是如此。
在美国，广义货币，即企业和家庭所持有的货币量以每年远远超过20％的速度上升。2021年已经回落，而且市场存在关于货币的快速增长速度到底如何转化为通货膨胀的各种争论。事实是，我们经历了广义货币增长率的大幅增长。我们目前正经历着明显上升的通货膨胀。常识表明，过多货币追逐过少商品会带来通货膨胀。
现在是改变政策，稳定通货膨胀的时候了。
资源再分配：五个重要的理由
我们的经济体在未来十年面临的第二个关键问题是，需要将资源从回报率低的企业和部门转移到回报率预计会更高的企业和部门。我认为，有五个理由可以相信，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主要经济体都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资源重新分配。
第一，疫情的影响。疫情改变了支出模式，从而改变了产出。需求已经从服务转向商品。一些行业的转变，例如商务航空旅行方面的变化，很可能会保持现状。在许多国家，由于肺炎疫情影响，大量的人失业。其结果是许多部门的工人短缺，从航空运输到轨道司机以及餐馆和酒店的工作人员。现在许多国家的劳动力市场非常紧张，这不仅会使通货膨胀更难降低，而且会使资源从一个部门重新分配到另一个部门更加困难。
第二，经济韧性。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对于现在的企业来说，韧性与盈利能力同等重要。遭受意外冲击时，生存能力比盈利能力更重要。就在此时，供应链将被更安全的、可能是当地供应来源所补充。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工业化国家认识到，银行业的韧性与盈利能力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而疫情告诉我们，同样的教训也适用于经济中的大多数其他部门。因此人们希望投资于增强韧性，从而改变支出与产出的模式。
第三，公共支出变化。在疫情爆发之后，有重重压力要求加大公共开支用于修建基础设施、改进医疗保健、提高公共部门在能源供应和网络安全等领域的韧性，以及减少不平等。这也将导致支出模式的改变。
第四，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可能会导致需求和生产模式的重大变化。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将是创新可再生能源的生产。期待国家能源供应更加自给自足也将增加对应对气候变化措施的投资需求。
第五，债务重组到来。在疫情爆发之前，为了确保国家储蓄率是可持续的，已经有了重新平衡世界主要经济体的长期需要。国家之间储蓄率的巨大差异导致了贸易不平衡。我们也看到，那一时期为了调整通货膨胀，差异巨大的储蓄率导致了非常低的利率。这使得僵尸公司能够在利率很低时偿还债务，但无法偿还贷款本金。这些僵尸公司现在开始不得不关闭。我们应该会看到在世界各地，会有一波公司的债务重组，甚至在许多情况下，也包括主权债务。这最后一点，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
现在，所有这五个因素都将改变支出和产出的模式。
实际利率，即对预期通货膨胀进行调整后的利率，将不得不从今天的负值上升到更高的水平。但是，实际利率的上升将意味着资产价格相对于收入将不得不下降。这种调整将以怎样的形式进行？资产价格的下降还是收入的上升？换句话说，是通货膨胀还是两者的某种混合？在我们适应后疫情时代的过程中，股票价格以及几乎所有种类的资产价格的下跌，都将对全球经济构成严峻挑战。
让我们希望世界各地的政府和中央银行能够迎接挑战，确保未来的繁荣。应对其中许多挑战，各国之间需要加强理解与合作。
金融危机后，G7 经济体意识到合作管理世界经济的重要性。到了G20时代，在加强合作方面并不十分成功。尽管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但世界的未来取决于中美的广泛合作，以确保世界所有国家的繁荣发展。美国和中国的责任是巨大的，但合作带来的回报更大。
Mervyn King
Baron King of Lothbury
英格兰银行前行长
纽约大学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
本文根据武建力先生在“2022全球主权财富基金论坛”的相关发言整理，仅供学习和参考，不代表本机构观点。
